气势宏阔的《四渡》亮相影坛，如一阵春风吹拂，它用年轻化、现代化的影视语言，讲述了长征中的四渡赤水之战，实现了传统叙事与艺术创新的融合，为观众注入了厚重的红色基因。《四渡》用敌我、上层与基层这样两条线，构建了双向叙事、多向对比的艺术结构，在充分刻画红军战士青春热血、听党指挥的信仰之坚的同时，全视角展示了党中央、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战略智慧，特别突出了毛泽东同志在危急关头勇于担当。他如何在绝境下利用有限的兵力通过隐真示假、战略机动、战术调动，一步步把敌人优势转为不利，体现了他对战场态势的敏锐把握与对敌意图的精准研判，诠释了毛泽东同志“用兵如神”的结论。

　　他是如何面对敌148个团对我17个团、敌40万人对我3万人的敌强“实事”，走出一条“求是”之路的呢？

　　四次渡河，虽然同是一条河，但每次渡河面对的“实事”是不同的，因此，每一渡在毛泽东同志眼中，必然有着不同的“求是”。

　　一渡：面对失利，寻求生机。

　　一渡赤水，青杠坡战斗的失利，虽是被逼与无奈，西渡赤水河以求得新的机动，便成为窘状战况的科学决策，为了保存实力，不再“恋战”，果敢作出西渡赤水河的决策。毛泽东同志作出这个决策时，面对的不仅有敌方的强悍，还有党内高层的讥讽和抱怨，影片中就有体现。但是，生死存亡面前，毛泽东同志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，生存下来，再图发展。因此，影片在展现战士不愿丢弃山炮，而毛泽东同志几乎是咆哮了起来，明确指出当前重要的是保住人，有了人，武器才能发挥作用，这种在关键时刻“武器与人”的“求是”打动了战士，让其果断推炮沉河。这一细节，非常精准地突出了毛泽东同志的“求是”精神。

　　二渡：面对“合围”，灵活应变。

　　西渡赤水河后，为贯彻遵义会议“北渡长江”的战略方针，打叙永但打不下来，1935年2月3日，党中央决定改向扎西，建立川滇黔边新苏区。可是，敌人实施“南北夹击，多路合围”，以铁壁合围的架式进逼扎西。

　　面对这样的“实事”，在扎西会议上，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发言，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。他说：“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。这个方向受了限制，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。转移到哪里去？转移到黔北去。”毛泽东同志随即提出：“挥师东进，再渡赤水，重占遵义。”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的主张。（《长征与遵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173页）

　　中央随即发出了《告红军指战员书》：“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，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，在不利的条件下，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。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，有时向东，有时向西，有时走大路，有时走小路，有时走老路，有时走新路，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，求得作战的胜利。”（《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72页）

　　在《四渡》中，这些话成为普通红军战士的口头语，也成了毛泽东同志面对敌情灵活用兵的“求是”动员令。

　　三渡：面对乱局，佯动惑敌。

　　长征中的第一个伟大胜利——遵义战役，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“求是”方针的正确。但是，他比别人清楚，虽然取得了胜利，敌强我弱的态势没有变，仍需谨慎用兵。而此时红军指挥员却提出了打鼓新场计划，毛泽东同志反对，在苟坝会议上成了“少数派”。但是，毛泽东同志最终说服周恩来、朱德取消了打鼓新场计划，为三渡赤水的“求是”之策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蒋介石又重启第五次“围剿”中的碉堡主义，命令部下步步为营，渐次推进，缩小对红军的包围圈，企图迫使红军与其打阵地战、堡垒战。面对这种乱局，毛泽东同志决定挥师西南，“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”，以打乱蒋介石的如意算盘。但是，鲁班场没啃下来，敌援军源源不断调来，敌变我变，毛泽东同志主动撤出战斗，转兵茅台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。

　　三渡赤水河与前两渡不同，是大摇大摆大白天过河，毛泽东同志有意让国民党军看到，认为红军又去川南了。全军静默3天，只让红5团打着红军主力带着“朱毛电台”去川南，大肆渲染要北渡长江，又在镇龙山打得川军丢盔弃甲。这阵势，蒋介石看懵了，在《四渡》中，蒋介石一脸疑惑地问：“你说共军消失了，是什么意思？”静默3天，几万红军好像凭空蒸发，其实是主力隐蔽起来了。这种心理战，正是毛泽东同志隐真示假、全军佯动惑敌的“求是”之策。三渡赤水，把敌军主力“骗”到川南，红军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，等待时机，金蝉脱壳。

　　四渡：面对顽敌，屡出奇招。

　　1935年3月16日开始三渡，5天后，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“决秘密、迅速、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，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河东岸，寻求机动”（摘自朱德电报），并且要求各军团“这次东渡，事前不得下达，以保秘密”。

　　但是，四渡之后，蒋介石立马调整部署，一面死守遵义，一面在红军东渡的路上设置层层封锁线。可是，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绕过遵义城，疾驰乌江，并且留下一支“战略奇兵”红九军团，继续在黔北活动以迷惑敌人。

　　战情复杂多变，党内高层也有不同的声音。但是，毛泽东同志意志坚定，深刻把握时局变化，充分利用中革军委二局准确的情报作出部署：或以“假电报”调敌，或以佯攻贵阳吓唬蒋介石，或在清水江架桥把“勤王”的滇军再往东调，离它的老巢云南更远……这场戏的精髓在于毛泽东同志对人心和对手心理的精准判断，奇谋迭出、滇军东调，已达目的，他把分散的红军集中起来，每天急行军60公里直插云南。再来一手“佯攻昆明”，逼得龙云调出金沙江边的防务，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巧渡金沙江，从战略上彻底跳出了国民党重兵包围。四渡赤水，成为他“军事生涯中得意之笔”。

　　在《四渡》中，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说：“别说两次三次四次，都可以再踏进赤水。”那种绝境里的战略定力和用兵如神，完全属于世界级别的军事智慧。《四渡》聚焦绝境中的信仰、危机中的“求是”，给观众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于至暗时刻的笃定，于重兵围堵中的智谋，于千难万险中的求索，向观众传递出人生纵有“至暗时刻”，坚定信仰和实事求是，永远是希望的“渡口”。

　　毛泽东同志在《四渡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“求是”之路，令人心慕手追。

　　作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贵州省写作学会顾问，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名誉会长，先后著有31部红色文化著作。

作者：黄先荣

编辑：朱懿

编审：谢庆宇 刘航